眾鳴時評：陳行甲70萬年薪引熱議，公益人為何不能體麵賺錢？

       當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2024年年報公布陳行甲73.01萬元稅前年薪時，一場關於公益從業者薪酬的論戰驟然升溫。這個數字不僅遠超他擔任“全國優秀縣委書記”時的收入，更挑戰了社會對公益人“清貧奉獻”的固有認知。然而，在爭議的表象之下，這場討論實則折射出中國公益行業從“道德感召型”向“專業賦能型”轉型的深層陣痛。

陳行甲（資料圖）

       公眾對高薪酬的質疑，根源在於傳統公益觀念的桎梏。長期以來，社會習慣性將公益與“苦行僧式奉獻”綁定，認為從業者應不計回報、安於清貧。這種認知在公益發展初期或許契合現實，但隨著行業專業化升級，其局限性日益凸顯。陳行甲的特殊經曆更放大了爭議：從體製內精英到公益創業者，他的身份轉換讓薪資對比更具戲劇性，卻也忽略了公益組織核心崗位的專業價值——作為基金會副理事長，他不僅要統籌項目運作，更要撬動政府、企業等多方資源，其工作複雜度與責任權重不亞於企業高管。

       民政部門的核查結果為這場爭議提供了關鍵注腳：基金會財務支出合規、薪酬發放符合規定。這一結論並非孤證，民政部早已在《加強和改進社會組織薪酬管理的意見》中明確，社會組織可根據自身發展情況、崗位責任合理確定薪酬，對核心人才可實行協商薪酬製。數據顯示，我國基金會專職員工平均年薪僅6.81萬元，秘書長平均薪酬也僅12.22萬元，行業整體薪酬水平偏低導致人才流失嚴重。陳行甲的薪酬雖看似高昂，實則是市場化配置核心人才的必然結果，與其主導的公益成效形成了正向匹配。

       爭議背後，是陳行甲用專業實踐重塑的公益新範式。不同於傳統公益“捐錢贈物”的1.0模式，他主導的“聯愛工程”通過試點實驗推動政策完善，將公益做成了撬動社會變革的“杠杆”。在河源的“試驗田”裏，89名白血病患兒獲得90%醫療費報銷，當地醫院建起兒童血液科，更有兩款藥物通過其團隊的衛生技術評估納入國家醫保，每年為全國患者節省2.4億元。這種“公益2.0模式”需要跨界整合醫療、政策、企業等多方資源，考驗的是從業者的專業能力與資源整合力，絕非單純的“奉獻精神”所能支撐。正如國家醫保局相關負責人所言，這樣的公益實踐值得尊敬。

       網友的態度分化恰恰印證了觀念轉型的必要性。不少支持者指出，“不能用道德綁架替代專業評價”，公益人獲得體麵薪酬才能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其中；而質疑聲則暴露了公眾對公益專業化的認知滯後。事實上，陳行甲一直旗幟鮮明地主張：“公益人應該獲得體麵、合理的報酬”。這種主張並非為個人私利，而是基於行業發展的理性思考——當公益組織需要像企業一樣高效運作、像政府部門一樣精準施策時，就必須建立與責任、風險、貢獻相匹配的薪酬體係。

       值得注意的是，恒暉基金會的薪酬透明度為行業樹立了標杆。連續兩年公開核心成員薪酬，主動接受民政部門核查與社會監督，這種公開化、規範化的運作模式，正是破解公益信任危機的關鍵。相較於爭議本身，更有價值的啟示在於：公益的核心是“利他”，但“利他”並不意味著從業者必須“自損”；恰恰相反，隻有讓專業人才獲得合理回報，才能推動公益行業擺脫“小作坊式”運作，走向規模化、專業化、可持續發展。

       從巴東縣委書記到公益創業者，陳行甲的人生轉型本身就是一場社會實驗。這場關於70萬年薪的爭議，最終指向的是公益行業的價值重構——當社會不再以“清貧”作為衡量公益人的道德標尺，而是以“成效”作為評價專業能力的核心標準時，中國公益才能真正突破發展瓶頸。正如晏陽初先生以平民教育改變中國鄉村，陳行甲所追求的“時代晏陽初”理想，既需要奉獻精神的支撐，更離不開專業機製的保障。公益不該是清貧的代名詞，體麵的薪酬與純粹的初心，本可並行不悖。